难以承受的500斤之重

　　难以承受的500斤之重

　　救援人员花费100多分钟将“胖先生”从四楼抬下一楼；今夏他切除大部分胃，迈开重获健康第一步

　　八位消防员挤在楼道内面面相觑。

　　5月12日傍晚，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到求助，要帮助一位因呼吸困难急需就医的“胖先生”下楼。按照出警惯例，他们带来了一副简易担架、一副躯体固定担架和一台伤员转运椅。

　　“胖先生”名叫李民，身高接近1.9米、体重超过500斤，担架的最高承重范围只能负担他身体重量的一半。最终，救援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绳索，一步一步缓慢挪动。从四楼到一楼，一个健康成年人在中速步伐下，走下来只需1分半钟。李民花费了超过100分钟。

　　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，“胖先生”几乎很少下楼。肥胖击垮了他的健康，也吞噬掉他的生活。从10来岁开始，他的生活便受限于体重带来的不便，上学、就业、交友，都遭遇不友善的场面。

　　一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以肥胖指数(BMI)大于或等于 28 kg/m2为标准，到2019年，中国成年人全身性肥胖发病率已达到14%，这意味着每10个国人中，就有1.5个肥胖者。这一比例较2004年增加了两倍。

　　“胖先生”选择关上房门，也关上心门。除了与身边极为亲近的少数家人交流，几乎断绝了外部世界的社会往来，仅靠游戏赚取时有时无的收入。最久的一次，他可以连续一整年都不踏出房间一步。他将自己的少年与青年时光，锁闭在上海控江路的一间四层小屋内。

　　为了救命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这个夏天切除他大部分的胃。但找回健康，只是35岁的“胖先生”重启人生的第一步。

　　被围观的救援

　　“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。”29岁的消防员李顺对几个月前的那场救援记忆深刻，他和同伴抵达现场的第一反应大多都是，“蒙掉了”“吓到了”。

　　对于上海市杨浦消防内江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来说，人员救助原本是他们最熟悉、擅长的事。“胖先生”居住的这片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楼，是上海老宅最常见的灰色水泥面，刷着绿漆的铁栏杆和白色墙面是近几年翻新过的，楼梯间大多零散摆放着住户的纸箱、快递、自行车或是小盆绿植。

　　困难摆在眼前：没有电梯、着力点少、救援空间狭窄、无法借助更多工具。所有人在并不算开阔的楼道构想了好几种方案，比如直接将人横着抬起来，或是利用器械工具从窗户吊出去，但都无法实施。

　　早在消防队员入场之前，李民的家人还花费500元钱请来了装修队5位工人帮忙。但几位体力颇好的工人发现，无论用什么角度抬举，都几乎无法做到将李民的脚抬离地面，安全下楼更是奢望。

　　在一家1995年就搬进来的老街坊印象中，社区生活一直安静平缓，5月12日的救援算得上是过去几十年里“最轰动的大场面”。

　　李民的身体在那天临近极值，无论是站立、坐下还是移动，都无法自身借力，必须完全依靠他人帮助。“我一放手可能就倒下来了。”他对赶来现场的救援人员解释。

　　摄像机记录下那天现场的画面：身穿短袖绿T恤的李民靠坐在一张铁椅上，救援绳从他两侧手臂穿过腋下至后背固定。在平路的时候，最开始先是6名消防员试图拉动，没有反应，又增加两人。到了倾斜的楼梯上，8个人的力气都不够用了。

　　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，下楼中的李民必须仰面朝上，重心后移。有人专门负责拖移，还得有人用安全绳稳定住他，以防摔倒，还得随时考虑下楼速度和身体倾斜角度。

　　整个过程，李民只能被动配合，围陷于一圈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员中。包括消防、民警、居民在内的12人轮流交替参与到搬运中，每挪到一层的拐角平台处，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大口喘气休息。

　　从四楼到一楼，一共48步阶梯，消防员们耗费了近2个小时才完成这次救援。一位邻居记得那天救援结束时的场景，“消防员们够年轻力壮吧，搬完下来后全部瘫倒在楼下，又累又热。”

　　这场惊动了所有人的下楼，从消防救援车开进小区后便引来众人围观。附近单元楼的几十号邻里，陆陆续续围拢到李民所在楼栋，想帮忙的、看热闹的、拍照摄像的都有，以至于救援人员到场时，不得不让现场民警帮忙疏散，从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。

　　闲言碎语中讨论最多的还是“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胖啊？”另一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覃运途记得，那天傍晚，处于关注点中心的李民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大多数时候低着头，在嘈杂人声音中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
　　邻居周叔叔就住在李民家同一栋楼一层。在他印象中，已经有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李民了，上一次看到他扶着楼梯下楼也是很吃力的样子。在消防队员赶来营救之前，大多数街坊都不清楚，“原来这个孩子的状况这么糟糕了，已经完全不能下楼了。”

　　“救命”的手术

　　8月18日，李民躺在一张为他定制的手术床上，医生开始进行这台“救命”的手术。

　　但原本应该充起来的气腹无法建立，腔内的“迷宫”场景复杂难辨：厚重的脂肪层挡住胃部，肠道的位置也难以探寻。在监视器屏幕中，肉眼可见最明显的脏器，是一个同样沉积了黄色脂肪痕迹的巨大肝脏。

　　这些油脂状的物体在身体各处施展威力。肺部被膈肌狭窄压缩得极小，肺泡外也被它们包裹——以至于普通人轻易能做到的呼吸，对李民来说，就像是“隔着很多层窗帘吐气”。

　　医生韩晓东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李民的场景：患者插着气管躺在首次就诊的新华医院病床上，四肢浮肿，口唇呈现出高度缺氧的紫绀，“气若游丝的感觉，好像随时快不行了。”他还连续睡坏了两张从妇产科借调过来的超重护理床，院方不得不单独为他定做了一张特制床。

　　医生说，在减重代谢学科领域，体重指数(BMI)跃过数值70的李民被视为“超级超级肥胖患者”。医生形容，他的心肺功能脆弱得“像70岁的老人一样”。

　　“我们很明确，李民的肥胖是营养过剩导致的原发性重度肥胖，不是其他疾病导致的继发性肥胖。”韩晓东的判断是，李民肥胖的根源还是源于不良生活习惯。

　　韩晓东说，“为他进行袖状胃切除术的想法从来没变过，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。”

　　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、减重中心主任张能维是国内第一批做减重手术的医生。他介绍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，“减肥”就作为一种医学问题被引入外科手术领域。直到2005年，减重手术在国内开展起来，而袖状胃切除术是在2012年才开展起来。“袖状胃切除术，全称腹腔镜缩胃手术，其原理是切割出胃的大弯，缩减胃容量，从而降低刺激产生饥饿感的激素分泌。”

　　“它比较简单、并发症少。”但由于该手术会改变人体内部结构，“只有肥胖到一定程度，即BMI指数达到32.5或以上的患者才能接受该手术，而若患者的肥胖已威胁到身体健康情况——如已出现心脏问题、呼吸问题、代谢异常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并发症，BMI指数可放宽到27.5。”张能维说。

　　最开始，医生们对李民的预判是，在手术前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做准备。一个多月后，李民的体重从5字头掉入4字头，但心肺功能改善仍旧不佳，手术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。

　　CT、核磁共振的检查仪器都无法为李民所用，要么进不去，要么机器超负荷无法运转。因为脂肪层太厚，胸片也不能清晰显示他真实的肺部情况。医院的超声科特地调来一台曾为日本相扑运动员做超声检查的仪器。

　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减重代谢科自2011年成立至今，已经进行过袖状胃切除术超过1000例。李民是第一个需要如此频繁动用MDT(多学科团队)做全院大会诊的病人。几乎每隔两三个礼拜，就有来自减重代谢科、内分泌科、ICU、麻醉科、心内科、呼吸内科、营养科、康复科的近30位同事专门针对李民的病情开会讨论。

　　共计三个月的术前治疗时间里，医生们划定的大方向，是要帮助李民强心利尿、锻炼心肺和规划饮食，减肥药和定制食谱都派上了用场，以便李民的身体能调整到适合麻醉和手术的要求。

　　对于李民来说，这是一场与自己身体的“战役”，他跟医生、家人都表达过紧张和害怕。“他看起来很绝望，这三个月的生活就像在‘走钢丝’，”照顾了他三个月的姑姑说，“我告诉他，这个苦你一定得吃，一定要熬过去。”

　　8月18日，一场数小时的手术，暂时缓解了李民的健康再度恶化。医生们观察到了李民切下来的胃部标本，足足比普通人的胃部大了一倍多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将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成功减掉一半体重。

　　隐居者

　　9月初的一个傍晚，李民还不能张口说话，在ICU的病床上拉着母亲刘芳的手，用指尖写下两个字：回家。

　　家，的确是李民最熟悉的地方。

　　自从10岁时，全家搬进控江路这栋淡黄色的居民楼四层后，他在此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少年和青年时光。这个实际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家，一直维持着多年前的模样。

　　家里许多东西都为李民而设。他坐坏了好几把凳子椅子，家人花250元钱特意找工匠给他定做了一把牢靠结实的铁椅；普通床板无法承受他的体重，底下必须放上两个厚实的樟木箱子，再搭上宽厚的木板。

　　由于先天的高个遗传基因，李民读到小学六年级时，个子已经长到1.7米，高出同龄人许多，体重也超过200斤，总受到同学的嘲笑。

　　刘芳还记得，儿子个子又高又壮，原本坐在最后一排，因为调皮被换到第一排，但个子高又挡住所有人。上初一的时候，青春期的孩子变得更加敏感，时不时便在学校与人发生矛盾。

　　母亲频繁地去学校，跟对方家长道歉、认错、赔钱。老师让李民留级，孩子自尊心强不愿意。学校建议她和丈夫把孩子转到工读学校，更是惹恼了刘芳，“那是坏孩子才会去的地方，李民怎么能去那里！”

　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刘芳两口子工作的百货商店效益正好，月收入接近2千元，当时她和丈夫想着不能让孩子受欺负，干脆横了心让孩子退学，从此便养在了家里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李民的人生就像枝干斜生出的旁支，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。

　　成年后，他一共尝试过两份工作。先是一份安装有线电视机顶盒的工作，需要每天爬楼到客户家里，但没隔多久这家公司关闭了业务，李民失业了。第二次，他被介绍到一个汽车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人，对方一看到他的身高和体型，在面试环节就拒绝了他。

　　两次不太顺利的就业尝试后，李民便不愿再去尝试。李民回到了家里。父母、女友和一条爱冲陌生人吠叫的小狗，便是李民家里最亲近的家庭成员。

　　父母退休后，每月拿着不到一万元的退休金。社区考虑到李民的实际情况，让他吃了低保，一个月有1000来块钱的收入。万元左右的家庭月收入，支撑起这个家里四口人的全部生活。

　　家人的印象是，30岁之前，李民的身体还算健康，体重不到300斤，也没怎么进过医院。2017年之前，除了每隔两年会发一次高烧，身体没有出现异样。

　　以前，他还会下楼理发、买东西或是扔垃圾，与女朋友一起到社区里闲逛遛狗。和他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王晓伟还记得，早些年李民虽然不怎么爱运动，但也会出来和大家聚餐、泡网吧、K歌。

　　情况极速恶化发生在最近这两三年。他几乎“长”在了椅子上——睡眠极少，日夜颠倒。从早上五点多起床便开始打游戏，全天都对着电脑。一天之内，只去两次卫生间是常态，除了吃饭，便不再从屏幕前挪开，女朋友欣欣劝说过他，甚至到了吵架的程度，但也没什么效果。再后来，他开始频繁吃宵夜，最爱的是糖醋排骨。

　　交往的几年时间里，欣欣见证了李民的体重从300斤飙升到500斤。李民的生活，也几乎不再和楼下的世界产生交集，最长的一次，可以一整年不踏出房门一步。

　　大约从两年前开始，欣欣注意到，李民原本柔软的肚子开始出现发痒的硬块，还有指甲盖大小的肉色水泡。再到后来，他连洗脸刷牙都无法靠自己站立完成，吃饭也需要别人把碗筷递到手中，日常生活变得非常费力。

　　手术并非一劳永逸

　　韩晓东把李民这样的患者称为“胖友”。科室刚成立的头两年，几乎没有什么患者前来，减重代谢科的医生只能坐冷板凳看文献。过去，大家对肥胖和手术的理解还局限于，“胖了去运动减肥就可以，动手术？侬脑子瓦特了(上海话：脑子坏掉)？”

　　韩晓东说，当身体已经到达重度肥胖之后，内分泌也随之改变，整个人已经进入“肥胖循环模式”，单靠自己能减重的概率非常之低。

　　韩晓东常常在网上科普减重代谢的医学常识。“这是我们减重代谢科医生很困扰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用尽洪荒之力去宣传了，但社会对于这件事，别说认可度，连知晓度都很小。”

　　2005年到2009年期间，张能维所在的医院大概每年只做5例到20例的减重手术，“2005年的时候，只要病人一犹豫一打听，肯定是没戏了，因为没人知道这个手术，很多外科医生都不知道。”

　　他回忆，直到2009年，减重手术才有了一个“飞跃”。美国糖尿病协会(ADA)发布2型糖尿病治疗指南，将减重手术作为解决措施列出。这份指南规定，BMI指数超过32便存在危及健康的隐患，需要实施减重外科手术。许多人开始意识到，肥胖的并发症远远比体重本身可怕，很快减重手术在中国火了起来，在张能维的世纪坛医院，指南发布后，手术翻倍。

　　但发展到后来，减重手术被滥用。他说，一些私人医院因无差别进行减重手术，造成很多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等并发症，甚至有人死亡。2012年，中国医师协会规范减重手术的专业行为，规范二甲以上医院才具备开展该手术的资质。

　　据张维能估算，中国现在开展袖状胃切除术的医院大概有200多家，其中30%-50%是三甲医院。“以我们的肥胖基础，全国去年减重代谢手术才做了1万多台，放到国际上，我们的减重外科在世界上也还是个‘婴幼儿时期’。”他认为。

　　那些前往韩晓东门诊咨询的患者大致被分为三类：人数最多的是为了健康，一些患有中度、重度肥胖同时伴随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重度鼾症、脂肪肝的患者，想赶在身体的危险信号抵达前找到出路；另一种是存在争议的，单纯为了瘦身减重而来的健康人群，以年轻女士居多。

　　张能维则把前来就诊的患者，形象地分为三类：生的、养的、害的，分别对应遗传基因导致的肥胖、养育过程中不恰当的喂养方式，以及以赚钱为目的的各种减肥中心和错误减肥方法导致的“越减越肥”。

　　李民属于不恰当的喂养方式造成的肥胖。刘芳不愿回应那些关于“溺爱和放任”的指责，但也称，“网上的评论也有一定道理，孩子长这么胖我们还是有责任的。”

　　与李民接触交流过的人，都会发现他并非性格木讷和难以交流。在众多对于李民的评价中，“情商蛮高”“聪明”是最常见的词语。

　　张能维在减重中心与患者打交道后发觉，更多的肥胖者痛苦、自卑。曾经，张能维的一个女性患者做完手术后满眼泪花地告诉他，觉得整个社会都变得温柔了。有患者曾告诉他，找工作时最怕被问的就是“这工作你能坚持住吗？”心里的脆弱点会立刻被戳中。

　　据张能维回忆，他所接触的患者中有一多半都没有工作。“要不就做轻松的、不需要体力的工作；要不就是自己坚持不下来，行动都不能自理，只能靠家人养着。”对于后者，张能维说，“这种基本上都是自暴自弃的状态。”

　　9月初的夏日，上海天气潮热。位于13楼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，与外面相比是两个世界。这里没有门诊熙来攘往的嘈杂，只有病房外的安静。

　　李民几个月来一直住在ICU病房。最危急的时刻，家属们被告知，要“做好准备”。

　　在手术之前，李民表达出极低的求生欲望，“他原本对自己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。”韩晓东说。对于韩晓东来说，减重代谢手术的意义，便是让那些因为肥胖被疾病困扰甚至影响生活的患者，能够重新回到正常轨道。

　　但手术并非一劳永逸。减重代谢科的医生把减肥比喻为一座金字塔。塔基是调整饮食结构和运动，塔腰是减肥药物等手段，而手术是位于塔尖的“最后一个选择”。

　　“不要把手术想得太神，”韩晓东说，“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医生能做的是把‘胖友’的人生拉到一条正确的路上，但最终能维持多久，还是要靠自己。”

　　(文中李民、刘芳、欣欣为化名)

　　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实习生 裘星